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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月20日，特朗普重返白宫，其主张的“美国优先”政策不仅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震荡，更可能重塑美国金融监管格局。其中，银行业的核心监管框架——巴塞尔协议III的“终局”规则（Basel III Endgame）成为焦点，特朗普政策与巴塞尔协议实施之间的复杂博弈也就此展开。

巴塞尔协议III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，旨在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、优化风险权重计算等方式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。2023年，美联储提出“终局”规则草案，要求大型银行额外增加资本金。当时，这一提案遭到银行业强烈反对，认为其过度严苛且会削弱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。按原提案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（G-SIBs）的普通股一级资本需增加9%，而资产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的银行面临更严格资本要求。而美国银行业普遍已经持有超额资本，根据德勤2025年最新报告，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，区域性银行的商业地产贷款占风险资本比例高达199%，远超大型银行的54%，凸显其资本压力。

特朗普政府历来主张放松金融监管。其政策团队已表态支持修订巴塞尔协议III规则，降低资本要求。2024年9月，美联储副主席Michael Barr宣布新提案，取消部分“镀金”标准（即严于国际规则的要求），并保留分级监管模式。这些调整直接回应了银行业的诉求，例如：

1.住宅地产和零售业务风险权重下调，减轻中小银行负担；

2.税收抵免权益融资风险权重降低，鼓励绿色能源等政策支持领域；

3.操作风险资本计算简化，按净收入而非总收入计量。

但是，特朗普的政策纲领与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方向还是存在多重冲突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：

1. 贸易保护主义 vs 全球监管协调

特朗普主张对进口商品征收10%基准关税，对个别国家征收更高关税，并推动制造业回流。施罗德报告指出，这类政策可能推高企业融资成本，间接影响银行信贷质量。与此同时，巴塞尔协议要求各国监管标准趋同，但美国若单方面放宽规则，可能引发“逐底竞争”。例如，欧盟已推迟实施巴塞尔3.1至2026年，英国则推迟到2027年1月1日，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局（PRA）修订后的规则对资本要求影响低于1%，

并强调“公平竞争环境”，暗示可能跟随美国调整。

2. 利率政策干预 vs 银行业净息差压力

特朗普曾批评美联储加息政策，主张更“宽松的货币政策”。市场预计2025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或降至3.5%-3.75%，净息差（NIM）预计从2024年的3.15%下滑至3%。利率下行虽可能刺激抵押贷款需求，但存款成本高企（2025年计息存款成本预计达2.03%）将挤压银行利润。若特朗普施压美联储进一步降息，银行业需在贷款定价与存款争夺间寻找新平衡。

3. 国内优先战略 vs 小银行生存困境

特朗普强调“本土经济优先”，利好以国内业务为主的小型银行。美国小盘股（如罗素2500指数成分股）76%收入来自本土，而标普500公司仅59%。区域性银行因商业地产风险敞口集中，2025年净核销率或升至0.66%，创十年新高。若特朗普政府推动减税（如延长2017年税改）并放松社区银行监管，或为小银行注入喘息空间。

特朗普的回归，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从“风险防范”转向“增长优先”，美国对巴塞尔协议的调整可能加剧国际监管分化。巴塞尔协议III的“终局”规则修订，既是政治博弈的结果，也是银行业自救的契机。然而，放松监管的代价可能是长期风险的积累——若经济衰退与信贷质量恶化叠加，2008年的危机阴影或将重现。对于全球银行业而言，如何在合规与盈利间找到动态平衡，将是未来十年的终极命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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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

Christine Li | GO Markets 墨尔本中文部